光明日报9月16日刊登我校副教授兰寿春文章,全文内容如下:

  福建漳州田螺坑土楼群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编者按

  客家是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客家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众多成果。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有客家民系的特点,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本期刊发的《山水有清音——杨澜与〈汀南廑存集〉》介绍了福建客家第一部诗歌总集的情况;《客家族群与客家文学》,则揭示了客家文学的族群特征;《杨方:刚正其人,清简其诗》则介绍了长期生活于客家地区的朱熹弟子杨方的刚正人格与清简诗风。三篇文章介绍了客家文学或其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的特点,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郭丹)

  清代道光年间,福建汀州府长汀县人杨澜编辑的《汀南廑存集》四卷,精选作家106人,作品663首,范围遍及汀州八县,时间经历五代、宋、元、明、清(清初至道光年间),跨度千年,是福建客家文学第一部诗歌总集。由此,我们或可揭开客家文学审美价值的面纱。

  杨澜,字蓉江,号二樵,清代长汀进士杨联榜之子,曾与宁化伊秉绶、吴贤湘为文字交。乾隆五十四年(1789),杨澜考中恩科举人,道光元年(1821)任四川昭化(今四川省广元市)县令,未及半载即辞官而归。返乡后,他潜心著述,整理文史,其诗“云萝隔四邻,山水有清音。风雪人归早,烧烛且论文”,就是他笔墨生活的写照。杨澜一生有三大贡献。一是他应长汀知县邱锡章之聘,总纂《长汀县志》,期年而成,为长汀县第一部县志。二是他写了一部有关汀州府及其所属八县的地方志《临汀汇考》十二卷,汀州知府刘国光为此书作序,称赞其“大而建置沿革,小而物产风谣,正谬析疑,淹灌精核。至其发论建议,尤能穷尽事理,备深劝惩”。三是编辑《汀南廑存集》,为保存福建客家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澜在《汀南廑存集》的《自序》中认为,福建有林子羽、高廷礼为代表开创的闽派诗歌,但汀人之诗“并无所谓派”,“自郑仲贤后,汀人之诗,皆山水清音,不必有芬芳悱恻之风。怀香草美人之遗韵,莫不摆落窠臼,自抒性情。”阐明了闽西客家诗歌崇尚自然、清新秀美、卓然于闽派“声律圆稳”之外的特色。杨澜的“山水清音”之论,是对客家文学审美价值的精辟概括,也是对中国自然美学传统观念的传承。客家人劳动生活在赣闽粤边区的青山绿水之间,千百年来聚族而居、耕读传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他们的生活理念。《汀南廑存集》中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就是最好的阐释。清代武平诗人李梦苡的《山行即事》是其中的精品之作:

  几重山外路,数里画中行。

  古树穿亭出,枯藤抱石生。

  媚人花欲笑,啮水石能鸣。

  未倦游人眼,松间月已明。

  在诗人眼里,古树、枯藤、花、石都是有生命的存在,它们穿亭抱石、欲笑能鸣,充满生机活力,展现了一幅幅宁静幽美的山中美景,字里行间传递出山水清音的共鸣。清代康乾年间,福建客家出现了两位诗画兼擅的名家,一是长汀人上官周,一是宁化人黄慎。上官周(1665—1749)擅长人物绣像,曾奉诏上京绘《康熙南巡图》(现存于故宫博物院),返乡后又绘成《晚笑堂画传》传世。查慎行《题竹庄罗浮山图》称“上官山人今虎头”,比之为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鲁迅十分推崇上官周,曾购买《画传》寄赠俄国木刻家亚历舍夫。上官周还擅诗,著有《晚笑堂诗集》。他的五古《竹庄秋月》云:“微云荡池沼,细浪吹纹漪。路犬吠行人,树鸟鸣高枝。景情殊可悦,得非行乐时。”写出了心物交融的审美意境。杨澜评价他:“诗亦风通,美如其画。”黄慎(1687—1770)是“扬州八怪”之一,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特别是写意人物神情毕肖、气韵生动。黄慎有《蛟湖诗钞》四卷,诗词329首,郑板桥评其诗:“直抒胸臆,清新高雅。”他的《杂咏》诗云:

  春来柳暖读耕堂,坐拂花茵爱石床。

  门外秧针新绿遍,犊归村巷背斜阳。

  诗的审美是作者与读者在想象空间交流对话的过程,诗眼一个“爱”字,是审美主体的目光发现生活的美:柳暖、花茵、新绿、犊归……一切清新秀丽,一切充满温情。非但是作者,读者也陶醉在这片自然田园的美景之中,找到了心灵安宁的归宿。

  诗歌审美表达的实现,有三个层面:现实的(眼前所见)、情感的(心中所思)、艺术的(审美表现)。诗人由眼前景物触动内心世界的波澜,有感而发,作成诗歌以吟咏情性,这是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这一“为情造文”的铁律在《汀南廑存集》中表现十分明显。

  杨澜诗集《自序》首句就说:“闽有诗人自唐欧阳行周始,汀有诗人自宋郑仲贤始。”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工篆书,诗文俱优,深得北宋大诗人晏殊、欧阳修的赞赏,有《郑文宝集》三十卷,是“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钱锺书《宋诗选注》),也是福建客家第一位步入全国诗坛的作家,《汀南廑存集》辑录郑文宝13首诗歌。他多年担任陕西转运副使职务,往返于环庆(今甘肃省庆阳市)、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之间,十二次经过沙漠地带,因此,熟悉西北边塞生活,一旦调离南去,反而依恋不舍“西风旅雁”的大漠风情,他的《绝句三首》就是由此感发而作。蔡宽夫对此分析透彻,其《诗话》云:“大抵仲贤情致深婉,比当时辈流能不专使事,而尤长于绝句。如‘一夜西风旅雁秋,背身调镞索征裘。关山落尽黄榆叶,驻马谁家唱石州’。又‘江云薄薄日斜晖,江馆萧条独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犹作一双飞’。若此等类,须在王摩诘伯仲之间,刘禹锡、杜牧之不足多也。”郑文宝的诗受到如此评价,正是因为诗人乃是“为情造文”,传达出深婉的“情致”。

  客家文人之于客家民歌是何种关系?笔者认为,一是听其歌,二是作其词,三是广其义。听歌,可以汲取文学养分。客家人从牙牙学语时起就听童谣、念童谣,潜移默化中传递着客家文化,塑造着客家人的特质。可以说,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之所以成为客家人的重要文化基因。《礼记·本论》就说:“童谣乃有声母乳,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深。”成长之后,他们也是生活在客家民歌的氛围之中。明代弘治年间永定诗人孔庭训《鳌石渔歌》写道:

  溪深鳌石小,水落鹭洲平。

  何处垂纶客,清歌作楚声。

  渭川余韵在,岩濑旧风生。

  欲识渔人趣,临风且濯缨。

  这首诗描绘了客家渔人“楚声”悠扬的情景,并且用王维《渭川田家》、屈原《渔父》的典故,写出了诗人对隐居山水田园生活的向往。他的《龙门樵唱》也很有特色:

  蹑足上龙门,云深碧树蕃。

  烂柯人不见,伐木句犹存。

  一曲歌声远,三秋暝色昏。

  谁云樵者苦,自有乐堪言。

  此诗描写龙门山樵夫之乐,从中可见明代客家山歌之普遍。在文人诗歌中反映客家山歌的传唱,现存文献中这是最早的。

  封建社会许多文人视民歌为下里巴人之作,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客家百姓喜爱民歌,文人也在民歌的文化沃土中成长,因此,客家文人学习民歌、创作民歌蔚成风气,《汀南廑存集》辑录清代诗人黎士弘、黎致远、伊梦麟、杨联榜等人的民歌,成为诗集一道亮丽的风景。黎士弘的《闽酒曲》:

  板桥官柳拂波流,也勾春朝半月游。

  数尽红衫分队队,赍钱齐上谢公楼。

  长枪江米接邻香,冬至先教办压房。

  灯子才光新月好,传笺珍重唤人尝。

  《闽酒曲》是由七首绝句组成一曲完整的客家米酒之歌。诗中“也勾”“分队队”“灯子才光”是客家人熟悉的方言,“谢公楼”是汀州著名酒楼,“压房”是珍贵的隔年米酒。组诗用客家话,写客家事,抒客家情。黎士弘的儿子黎致远,康熙乙丑(1709)进士,由翰林院检讨官至奉天府尹、盛京刑部侍郎。他的《团团坐》自序云:“团团坐,汀曲也。岁时家人欢聚,小儿果饵相招,群歌之。腊尽思乡,念其词理清切,因与同舍诸友衍为长谣,效诸古乐府词,取浑朴不尚华藻。远望当归,略示寄托而情好无间,亦庶几伐木嘤呜之意云尔。”当然,黎致远的《团团坐》并非儿歌,而是用儿歌形式抒写思乡与人生的感喟:“团团坐,饮量须宽沉醉卧。红醪黄村乡思多,野雉冰鱼愁已破。明知远望不当归,天涯音语忆依稀。夜来各有家乡梦,五千里外春芳菲。”用客家儿歌抒写思乡之情,丰富了民歌的表现内容。

  在广东梅州,较早的诗歌总集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嘉应州兴宁人胡曦(1844—1907)编纂的《梅水汇灵集》八卷。该书选录宋明至清代光绪年间嘉应州227位诗人,共2069首诗作,保存了广东客家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堪称“广东客家诗经”。杨澜的《汀南廑存集》成书于道光年间,同治癸酉(1873)付梓问世,比其他客家地区的诗歌总集都来得早,而且流传至今,无疑是“福建客家诗经”,是历史馈赠给客家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珍视。

  (作者:兰寿春,系福建龙岩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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